七、结 语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涉及界定宪法适用范围的重要问题，确实需要反思。

类似地，对于劳动者工作调度、报酬计算、工作时长、奖惩等算法的备案，主要作用也应是对弱势主体权益的保护。第五，算法备案是国家治理的机制创新。

有专家建议在技术可支持的金融监管领域，监管法规在出台时即附有相应规则代码，并建议我国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立监管规则数字化标准等。行政备案的基本特征是以信息收集为核心，缓解行政主体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问题，以提高行政效能，降低公民获得信息的成本，有效发挥信息作用。（五）算法备案的制度约束尽管算法备案制度不同于许可制度，它不以直接调整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但在实际上它会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企业的技术秘密、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的算法竞争力、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国际信誉等。多元共治是良政善治的重要标志，是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些信息的统合考察可为监管机构提供关于相关技术和机制的业界普遍水平及发展动态的参考，帮助科学决策，并且在能够证实的情况下可以与企业的注意义务相关联，作为判断企业是否具有过错的一项考量因素。

其中算法数据包括输入数据的模态、输入的人物特征是否包含生物特征或身份信息、输出数据的模态，并可以根据算法的具体情况选择填写训练数据的来源等。（二）算法备案的适用范围何种算法应用需要进行备案，这是算法备案制度运行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法益衡量直面正义、合理性与正当性等实质价值问题，将价值判断及其理由摊在阳光下检验，正彰显了实质理性。

如德国学者雅拉斯所说，将基本权利保障所包含的价值决定抽离基本权利作为个人防御权的具体宪法设计。因此，将私法自治与私人自主联系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私法自治这一译词容易使人忽略这一原初联系。[97]这样的二分结构源于预设基本权利对私人与对国家有相同的操作结构。通过观察司法实践可以发现，在我国，民事判决援用宪法的现象一直存在。

基本权利正是在此等空间中发挥限制、补充、指引、提供反思契机与正当性根据的作用。[63]换言之，他们认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与基本权利对国家的效力在操作框架上是相同的。

证成（抑或批评）该效力的关键其实是中间层次的价值内涵，即如何理解平等的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根本理念，亦即不同的权利观或自由观。 注释:[1] 参见焦洪昌、贾志刚：《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之理论与实践——兼论该理论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指导意义》，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以下。与之相对的直接效力的第二层意义，则指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有自己的宪法基础，不必借道国家—个人关系，就能构成或与普通法律共同构成私人间权利义务的规范根据。同时，它有别于非实证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法效力上的非实证主义。

[93]其次，在概念运用上，两层意义并无相互对应、相随出现的关系，完全可以在规范根据意义上支持直接效力，但在司法援用意义上主张间接效力。相反，它属于法解释上的非实证主义，与国家法实证主义所属的法解释上的实证主义相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只是试图平衡双方的自由与地位，而这就是狭义的比例原则。[6] 参见邹奕：《宪法权利何时约束私人行为——美国的州行为理论及其借鉴》，载《法学家》2021年第3期，第63页。

第一是不以私法自治作为评判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是否合理的决定性标准，而是从更全面的视野考察，即从完整意义的自主理念出发。在前者，双方是地位平等的法权主体与基本权利主体。

其中有无效力说[4]，也有限缩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范围的主张，如主张将该效力的适用限定于社会（公）权力或关涉公共利益、公共性的民事关系，[5]又如主张借鉴美国的国家行为说以限制基本权利对私人的约束[6]。来源：《中国法学》2023年第2期。

换言之，立法者可任意限制基本权利。[42]因此，将基本权利的价值辐射解读为一种与社会中心范式相反的、保守的国家中心范式[43]并不恰当。在它看来，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在结构上不同于基本权利对国家的效力。由此可见，基本权利作为价值的提法绝不像卡纳里斯以为的那样，只是陈词滥调[24]，仅仅表达法律规范是价值判断的产物这类常识，而是具有宪法理论上的独特意义与内涵，具体来说，就是指向法解释上的非实证主义与中道权利观。另一方面，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不会使民法变得多余，它也并不总能提供确定唯一的答案。换言之，以防御权与国家保护义务作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理据，不只迂回勉强，还因果倒置。

与此相对的，是基本权利出场不以法律及其解释为中介的直接效力。同时，它也是宪法教义学的基础，既是对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概念内涵进行反思与澄清的基础，也是检验有效力说之内各种不同理论的起点。

基本权利的价值内涵不应是此一扩展面向的别称，不应与防御权并列。法律适用不是机械的，而是有解释与价值判断空间的。

[61]因此，这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既能贯彻宪法是全面的根本法，又能维系公法与私法之分？如何既能主张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又能区分公共与私人？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承认基本权利有公法与私法两个个别维度，而在私法维度内承认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另一方面将这两个维度都统合于基本权利的价值。区别只在于前者声称该效力有害于私法自治，后者否认此等危害。

基本权利价值说的权利观来自反思19世纪至今与实现平等的自由有关的社会条件变化。社会条件变化以及规范目的之重新理解进而可能要求新的解释方案，促成解释变迁。三个层次中最具体的是个别基本权利各自的原理。不是弱者之间就不会有这类问题，也不是强者就不必担心这类问题。

对它的意义分析，应该从宪法学及宪法学史的角度出发。在这样的视野中，便可看到私人自主是以复数形式存在，每个人都应享有私人自主，不同人的私人自主可能相互冲突。

无论是通过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限制私法自治还是保护私法自治，都是为了给相冲突的私人自主合理划界，使其无过无不及，实现平等的私人自主。一方面，这类批评夸大了具体法益衡量的法律安定性问题。

因此，原本适用于对国家的防御权的比例原则及其子原则——目的正当性、适合性、必要性与狭义的比例原则，不应照搬到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上。三、从私法自治走向完整意义的自主否定或欲限缩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者常诉诸私法自治，认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或其普遍化有威胁私法自治之虞。

它只是要求作为最高法的宪法在其能力范围内协调、整合法秩序内的价值与规范。参见余佳楠：《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妨害人责任——以合比例性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6期，第1651-1652页。这样的困境源于对客观价值再主观化的错误理解，即将客观价值理解为无主观权利的、与它并列的客观法如何生出主观权利的问题。[45]然而，这类批评存在误区。

根据博肯福德与阿列克西的看法，如此得出的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实质上就是使一方的基本权利得以限制他方的权利范围，使他方成为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参见前注④，姜峰文，第91页。

如上文所述，基本权利在私人间适用时具有与对国家适用时不同的规范要求与操作框架，即对称式具体法益衡量。针对后者可以更抽象地说：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之所以限制私法自治，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言，是为了防止一方当事人滥用事实上能单方决定彼此法律关系的强者的权利，防止另一方的自决异化为他决，[55]也就是为了保障双方真正平等的私人自主。

这些声音批评既有的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理论及其引以为据的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理论，认为它们威胁私法自治，忽视宪法的公法属性，泯灭公、私法之分，认为其全能论宪法观[7]具有一种以宪法取代包括民法在内一切下位法的宪法帝国主义[8]倾向。另一方面，这类批评又片面强调法律安定性所代表的形式理性，忽视或低估实质理性，错误地将价值判断视为非理性的代名词。